只是當時的林業試驗場主任金平亮三，在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投書一篇名為《誤植的樹木》一文，直言植物園應著重對台灣本土植物的了解，而非僅栽植奇花異草吸引民眾注意，董景生笑說，「想不到那時候的日本科學家對國民的教育素質這麼在意。」
植物園120歲發聲 我是博物館不是運動公園
今年是台北植物園的120歲生日，對多數台北市民而言，這裡是運動好去處，荷花池更是許多市民的共同記憶，連現代舞大師林懷民都曾在此留影；但百年前的植物園，是日本進行植物科學調查、實驗重鎮。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長董景生表示，從帝國植物調查重鎮淪為運動公園，十分可惜，近年藉由展覽提醒民眾，植物園是「植物活體展示博物館」，也是了解台灣原生種的重要基地。
帝國的植物園，既展示實力、亦是產業實驗場
其實植物園並非公園，而是「植物的博物館」，是科學家進行分類、研究、保種、試驗的場所。在16世紀時，義大利威尼斯人為研究植物藥性，便在Padua設立世界上第一座植物園，自此帶領歐洲設園風潮。
而歷經科學革命、工業革命後，西歐各國的植物園開始建立起系統性的分類方式，同時也成為列強展示帝國實力的重要場域。
台灣最早的植物園也不脫「帝國色彩」，當日本人一領有台灣時，便在台北南門外設立「台北苗圃」，沒幾年便擴大到「植物園」的格局，作為調查殖民地植物、蒐羅奇花異草和新經濟作物的試驗場，極盛時期面積達22公頃。
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長董景生說，「日本人視台灣為南進基地，所以整個台灣都是帝國的試驗場，無論是植物或建築都是實驗範圍。」
例如最有名的大王椰子，便用來當作景觀植物，既滿足帝國對南洋景觀的想像，也彰顯其侵略野心；另外還有扇椰子、印度橡膠樹，因可分別提煉出棕櫚糖、橡膠等產品，被視為有望厚實殖民地的作物而引入植物園種植。
庶民的植物園，是科學教育的基礎
除研究目的外，其實植物園也有將科學向庶民開放的意義。董景生解釋，「英國皇家邱植物園曾因庶民抗議，才將專屬於皇室、科學家的奇花異卉種植區域開放給民眾，也讓許多歐美國民養成逛植物園的習慣。」
而日治時期植物園也相當重視這點，當時最有名的便是今日民眾所熟悉的「荷花池」，只是那時池中並非荷花，而是布袋蓮。「布袋蓮長得很快，不只吸引日本人注意，民眾也很關注。」董景生笑著說，當時台灣人就有「一窩蜂」的習性，人們爭相到植物園只為一睹布袋蓮風采。
只是當時的林業試驗場主任金平亮三，在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投書一篇名為《誤植的樹木》一文，直言植物園應著重對台灣本土植物的了解，而非僅栽植奇花異草吸引民眾注意，董景生笑說，「想不到那時候的日本科學家對國民的教育素質這麼在意。」
而荷花池後方、今日的國立歷史博物館，原先是間「商品陳列館」，董景生指著老照片說，植物園作為帝國實力的展示場，是來台皇族、重要外賓的必訪之地，因此商品販賣所可以作為休息處，「來玩的人還會順便買『おみやげ』（伴手禮）回家。」
（圖上）百年前的荷花池只有布袋蓮，時移世易，後方蓋起漢風歷史博物館（圖下），池中也改種荷花（圖／植物園提供）
植物園非公園，盼民眾當「博物館」使用
日治時期的植物園研究成果輝煌，但戰後日本學者遣返回國、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卻因語言和研究系統隔閡，讓植物園陷入空轉又混亂的時期。董景生說，「其實很多1940、50年代的資料都找不齊，我們需要更多史料來解讀當時歷史。」
只是大量隨國府播遷的人口極需安置，植物園蓊鬱的綠地便成為各類衙署、宿舍的目標，面積驟減至今日的8公頃，園內植物也因此挪動、更替了一番。「像商品陳列館就被改建，布袋蓮也全面換種為荷花，時過境遷荷花反而成了許多國人對台北植物園的共同記憶。」
而植物園雖延續保種的功能，卻同時淪為民眾心目中的都會公園。董景生說，「所以我們近期的目標是『去公園化』，讓民眾認識植物園的科學使命。」因此園內植物都有名牌和QRcode，供民眾辨識，同時官網也開放了植物分布與物候資料。
例如欽差行台前的飲料作物區，植栽有台灣原生種茶，也有品種改良出的金萱茶和移入的阿薩姆茶，「阿薩姆和金萱是『時代的喜好』，會變；但原生種要保存，才能讓未來人利用。」董景生說，園內還有民族植物、文學植物、民生植物等不同分區，盼民眾將植物園視為「植物活體展示博物館」使用。
（本文為建蓁環境教育基金會專案贊助人事經費，但完全不干預新聞選題與採訪寫作，確保新聞獨立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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